国之重器四位传奇总师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形势波谲云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生的中国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 。在海洋权益方面，中国领海频繁受到外部势力的侵扰，海军力量薄弱的现状使得中国在维护海疆安全时捉襟见肘。与此同时，世界格局进入了冷战时期，核军备竞赛成为美苏等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核潜艇作为 “三位一体” 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隐蔽性强、续航能力久、打击威力大等显著优势，成为了各大国维护国家安全与战略威慑的核心装备。

  对于中国而言，拥有核潜艇不仅是提升海军作战能力的关键，更是打破外部核威胁、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战略需求。毛主席曾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一豪言壮语，承载着国家对核潜艇研制的决心，也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四位怀揣着科技报国梦想的科学家，毅然投身到了核潜艇研制的伟大事业中，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科研征程。

  赵仁恺最初的专业并非核动力相关，而是化工机械。但在国家的召唤下，他毅然决然地转行，投身到了核动力领域。这一转变，意味着他要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从基础学起，重新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面对未知的挑战，赵仁恺没有丝毫退缩，他凭借着扎实的学术基础和对新知识的强烈渴望，迅速投入到核动力的研究中。

  在核潜艇的研制过程中，核动力系统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它就如同核潜艇的 “心脏”，为潜艇的运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赵仁恺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他带领团队日夜奋战，对各种核动力设计的具体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当时，国内在核动力设计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一点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国外又对有关技术进行严密封锁。赵仁恺和他的团队只能从零开始，一步步摸索前行。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原理都进行深入剖析，经过无数次的计算和模拟，终于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核动力设计的具体方案。

  为了验证设计方案的可行性，赵仁恺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陆上模式堆的建设工作中。陆上模式堆是核潜艇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设施，它的建设对于确保核潜艇核动力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至关重要。在建设过程中，赵仁恺面临着技术难题多、施工条件艰苦等诸多困难。但他始终坚守在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共同解决施工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他亲自参与每一个关键环节的设计和施工，对每一个零部件的质量都严格把关。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第一座陆上模式堆终于成功建成，并实现了满功率运行，这标志着我国在核潜艇核动力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后续核潜艇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仁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提出的核动力设计的具体方案和成功建设了陆上模式堆，更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核动力技术人才。他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团队建设，总是丝毫没有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年轻的科研人员。在他的带领下，一支专业素质高、技术能力强的核动力科研团队逐渐形成，为我国核动力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彭士禄的人生，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与家国情怀的奋斗史诗。他出生于 1925 年，是革命烈士彭湃的儿子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彭士禄的童年被笼罩在血雨腥风之中。3 岁时，母亲蔡素屏英勇就义；4 岁时，父亲彭湃也在上海慷慨赴死，年幼的彭士禄瞬间成为了孤儿。此后，他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了躲避的 “斩草除根”，他先后在 20 多户百姓家里寄养，过着姓百家姓、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日子。8 岁时，他还曾被当局抓进监狱，在阴森恐怖的牢房里，他饱受折磨，吃的饭里满是沙子、虫子，身上长满了虱子、疥子，晚上只能盖着破麻袋睡觉。然而，这些苦难并没有击垮彭士禄，反而铸就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对国家、对人民的深厚情感。

  1951 年，彭士禄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了留学苏联的机会，前往喀山化工学院化工机械系学习。1956 年，陈赓大将到苏联访问时，问他是否愿意改行学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这一回答，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埋下了希望的种子。从此，彭士禄踏上了核动力研究的征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核动力知识，常常学习到深夜，为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2 年 2 月，彭士禄开始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的论证和主要设备的前期开发。当时的中国，在核潜艇建造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一点图纸资料、权威专家和外来援助，彭士禄和他的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从报纸上翻拍的两张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美国商店买回来的儿童核潜艇模型玩具。在这种情况下，彭士禄带领团队发扬 “自教自学” 的精神，从零开始，一步步摸索前行。他们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同时积极开展试验研究，不间断地积累经验。

  彭士禄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领导者。在工作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面对技术难题和决策困境，他敢于拍板，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他常说：“做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大家；错了，我来负责。” 正是在他的带领下，中国核潜艇事业才能够在艰难困苦中不断前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黄纬禄，这位被誉为 “巨浪之父” 的导弹专家，其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1916 年，黄纬禄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自幼便展现出对科学的浓厚兴趣和卓越天赋。1940 年，他毕业于中央大学电机系，随后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件厂重庆分厂担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1943 年，黄纬禄获得了前往英国实习的机会，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线电技术和导弹技术，也亲眼目睹了导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让他深刻认识到导弹对于国家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也在他心中种下了投身导弹事业的种子。

  1947 年，黄纬禄怀揣着科技报国的理想回到祖国，先后在上海华东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北京中国人民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工作。1956 年，钱学森关于火箭技术的报告，如同一束强光，彻底照亮了黄纬禄的科研道路，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他踏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导弹研制之旅。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先后成功研制了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然而，液体导弹存在着准备时间长、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等诸多问题。为提升国家的战略威慑能力，研制潜地固体战略导弹成为当务之急。1970 年，54 岁的黄纬禄临危受命，担任我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 “巨浪一号” 的总设计师 。这一任命，意味着他要从熟悉的液体导弹领域转向全新的固体导弹领域，面临着巨大的技术挑战和压力。

  当时，我国在固体导弹技术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一点资料、图纸和经验可供借鉴，国际上也对有关技术进行严密封锁。黄纬禄和他的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但黄纬禄没有丝毫退缩，他带领团队从零开始，刻苦钻研。为了准确掌握详细情况，黄纬禄走遍了大江南北，进行实地调研。当他看到黄土高原上为模拟潜艇水下发射条件而兴建的巨大水池时，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方案不仅投资巨大，而且耗时费力。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 “台、筒、艇” 三步发射的试验程序，即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这一方案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研制经费和时间，为 “巨浪一号” 的研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在 “巨浪一号” 的研制过程中，黄纬禄始终奋战在一线，与小组成员一起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他经常深入生产车间和试验现场，与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真实的情况，及时处理问题。他对每一个技术细节都严格要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会影响导弹性能的因素。为了验证导弹的设计的具体方案，黄纬禄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的试验。他们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反复进行潜艇模拟弹落水试验，顶着酷暑，在高温的环境中收集数据。为了获取准确的数据，黄纬禄甚至亲自钻进 50℃的铁质弹筒，与试验队员一同接受 “烤验” 。在他的带领下，小组成员齐心协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巨浪一号” 的设计和研制工作。

  1982 年 10 月 7 日，“巨浪一号” 迎来了首次发射试验。然而，命运似乎给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导弹发射后发生故障，试验失败。这一结果让黄纬禄和他的团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黄纬禄没有被失败打倒，他一个人揽下了所有责任，顶着巨大的压力，带领团队昼夜排查问题。他和小组成员们一起，对导弹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来进行仔细检查和分析，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经过连续几天几夜的奋战，他们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并迅速进行了改进。

  1982 年 10 月 12 日，在第一次发射试验失败五天后，“巨浪一号” 再次迎来了发射试验。这一次，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注视着发射场。随着一声令下，导弹点火升空，如一条蛟龙般腾跃出水面，直冲云霄。“发射成功了！” 那一刻，整个发射场沸腾了，黄纬禄和他的小组成员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巨浪一号” 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变成全球上第五个拥有水下发射核导弹能力的国家，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黄纬禄不仅在技术上有着卓越的成就，在团队管理和协作方面也有着独特的理念。他提出的 “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一同承担” 的 “四共同” 原则，成为了航天系统型号研制领域沟通协调的 “金科玉律” 。在 “巨浪一号” 的研制过程中，涉及到全国 19 个省市、10 个工业部门的 109 个研制单位，协调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但黄纬禄通过 “四共同” 原则，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凝聚了团队的力量，使大家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让黄纬禄的身体逐渐不堪重负。1982 年，66 岁的黄纬禄体重减轻了 11 公斤，他患上了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输尿管结石、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人们说，他是剜下自己的血肉，补在了导弹上。而他自己却说：“11 公斤相对于动辄以吨计算的导弹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将这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骄傲！” 黄纬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的导弹事业，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黄旭华，这位被誉为 “中国核潜艇之父” 的传奇人物，他的一生，与中国核潜艇事业紧密相连，他的故事，充满了为国奉献的热血与担当。1926 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医学世家 ，父母都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在父母的熏陶下，他自幼便立志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然而，时代的风云变幻，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抗日战争的爆发，让黄旭华亲眼目睹了祖国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让他深刻认识到，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仅靠医术救人是远远不足的，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的安全。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学医的梦想，转而投身于造船报国的道路，立志通过发展国防科技，为国家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1958 年，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这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的重大任务。由于核潜艇技术复杂，且涉及国家最高机密，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极为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中国在核潜艇研制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凭借其扎实的专业相关知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被选中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成为最早参与研制的 29 人之一。

  在核潜艇研制初期，黄旭华和他的团队面临着诸多困难。他们没任何资料、图纸和经验可供借鉴，甚至连核潜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为了获取相关信息，他们只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国外的一些公开资料，从报纸、杂志上寻找关于核潜艇的只言片语。他们还将从国外带回来的核潜艇模型玩具拆开，仔细研究其内部结构，从中寻找灵感。没有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和计算尺进行海量的数据计算，常常一计算就是一整天，手指都磨出了茧子。

  在核潜艇的设计过程中，黄旭华提出了 “三步并作一步走” 的大胆设想，即直接采用最先进的水滴型艇体设计，而不是像其他几个国家那样，先从常规型艇体开始，逐步过渡到水滴型。这一设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水滴型艇体设计虽然具有水下阻力小、速度快、更加灵活等优点，但技术难度极大，对材料、工艺和设计水平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然而，黄旭华坚信，只要勇于创新，敢于突破，就一定能攻克这一难关。他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模型试验，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改进，终于成功地设计出了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水滴型艇体。

  1970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第一艘攻击型核潜艇顺利下水，这是中国核潜艇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当这个庞然大物从水中缓缓升起时，黄旭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自己多年的努力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1974 年 8 月 1 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命名为 “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变成全球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 年 4 月，中国进行核潜艇首次深潜试验，这是一项极具风险的任务。深潜试验是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性的关键环节，如果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艇毁人亡。当时，已经 62 岁的黄旭华毅然决定亲自随核潜艇下潜，他要为艇上 100 多名试验人员的生命安全负责，也要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负责。在深潜过程中，黄旭华从始至终保持着冷静和镇定，重视着潜艇的各项数据和运作时的状态。当核潜艇成功下潜到极限深度，并安全返回水面时，整个试验场沸腾了，黄旭华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参与极限深潜试验的核潜艇总设计师。

  黄旭华的一生，是为中国核潜艇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铸就了中国核潜艇的辉煌，为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正如他自己所说：“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

  在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四位总师的共同努力下，1970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中国变成全球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彻底打破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海上核威慑，为国家的国防安全铸就了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从最初的一穷二白、技术封锁，到如今拥有自主研发的核潜艇，中国在核潜艇技术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跨越，这其中离不开四位总师的卓越贡献。他们是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勇气和毅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的功绩，不仅仅在于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更在于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研人才，使得中国在核潜艇技术领域能够从始至终保持着强大的发展动力和创新能力。

  中国核潜艇的成功研制，对国家的国防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海军的战略威慑能力，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了更强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核潜艇作为 “三位一体” 核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隐蔽性强、更加灵活、生存能力高的特点，能够在战争中对敌方目标进行突然袭击，给予敌方沉重打击。中国核潜艇的存在，让那些企图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威胁的势力不得不有所忌惮，为维护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核潜艇的研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核潜艇研制的艰难历程中，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四位总师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敬仰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后来被人们总结为 “核潜艇精神”，成为了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

  坚定信念，是 “核潜艇精神” 的核心。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研制核潜艇的难度超乎想象。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国内的重重困难，四位总师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他们坚信，只要团结一心，努力拼搏，就一定能攻克技术难关，实现中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这种坚定的信念，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让他们在漫长的科研岁月中，从始至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不屈的精神。

  无私奉献，是 “核潜艇精神” 的重要体现。为了核潜艇事业，四位总师放弃了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生活。黄旭华隐姓埋名 30 年，与家人聚少离多，甚至在父亲去世时都未能尽孝；彭士禄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核动力事业，他不顾身体的病痛，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发展，甘愿付出一切。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如同一股强大的力量，激励着无数科研工作者为了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默默奉献。

  勇于创新，是 “核潜艇精神” 的灵魂所在。在核潜艇研制过程中，四位总师面临着诸多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先进的设备能依靠。但他们没被困难吓倒，而是勇于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黄纬禄提出的 “台、筒、艇” 三步发射试验程序，黄旭华大胆采用的水滴型艇体设计，都是创新精神的生动体现。正是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让中国核潜艇事业在短短几十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如今，“核潜艇精神” 慢慢的变成了了中国科技工作人员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为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而努力奋斗。在当代，科学技术创新慢慢的变成了了国家总实力竞争的重要的条件。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里都更加需要 “核潜艇精神”。它激励着科研工作者们在面对困难时勇往直前，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在科学技术创新的征程中勇攀高峰。同时，“核潜艇精神” 也对国家的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它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无私的奉献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在 “核潜艇精神” 的指引下，中国在航天、高铁、5G 通信等众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技术实力不断的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逐渐重要的作用。